然而，满汉全席其实并非产生于宫中，而是来自社会上，在官场接待中最早出现了将满席与汉席合并的形式，只是没有全席的称呼。
至晚清时，社会打着宫廷御宴招牌的各类宴席颇多，满汉席也跻身其中，成为"全席"了。另个有力的证据是，八国联军侵华时，慈禧太后与光绪西逃，回归途中向地方上要吃的，明确提出要准备"满汉全席"，可见满汉全席产生于清代社会，并为宫中认可和接受，是有证据的。
从“满席”与“汉席”
到“满汉席”
查乾隆时所颁布的《钦定大清会典则例》与光绪时的《钦定大清会典事例》，宫廷中大型宴会基本规制未变，均分别设"满席"与"汉席"，未见有"满汉席"或"满汉全席"的。满席有用料多少的规矩，汉席虽未明确用料多少，却也有用多少道菜的原则。据说一等汉席每桌可以达到23碗菜，另加果食8碗、蒸食3碗、蔬食4碗。虽然清代统治者讲究饮宴的奢华，不时有逾制的情况，但根据上述规定来看，基本上可以排除满汉全席产生于清代宫廷的可能。
直到晚清时期，宫中的规矩仍然有满席与汉席的分别。
曾在宫中近距离与慈禧打交道的裕德龄在《清宫禁二年记》中记录了慈禧接待俄国勃兰康夫人的情况：接见后，引入餐室，"所备者满席也"。以她的视角，满席与汉席的区别在于满席似乎更接近西餐的分餐制：汉席的菜，一盘盘放置于桌子中央，进餐者各自用筷子，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吃；而满席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菜，跟西人的差不多。按制，慈禧以满席接待外国来使，是符合清宫规制的。可见宫中有满席与汉席分别使用的惯例。当然不可否认的是，清代宫廷中那种大排满席、汉席的风气，对于后来社会上形成的满汉全席无疑具有很大影响。
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之《本分须知》中有段话对当时流行的满、汉菜交流的现象进行批评，却也道出了乾隆时民族文化互融，饮食上互相学习与交流的情况:
满洲菜多烧煮，汉人菜多羹汤，童而习之，故擅长也。汉请满人，满请汉人，各用所长之菜，转觉入口新鲜，不失邯郸故步。今人忘其本分，而要格外讨好，汉请满人用满菜，满请汉人用汉菜，反致依样葫芦，有名无实，画虎不成反类犬矣。
事实上，正是这种"汉请满人用满菜，满请汉人用汉菜"，造成了民族间饮食文化的融通，为满汉席并用乃至产生满汉全席打下了社会与民族的基础。
《古今谈从二百图》中的乡饮场景
从酒楼饭庄开始的“满汉全席”
从满席、汉席、满汉席到满汉全席的发展过程中，商业，具体说是餐饮酒楼业的发展也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。康熙以降，社会安定，饮宴之风趋盛，京师到各地通都大邑，"酒肆如林"，餐饮酒楼业得到发展。
酒楼中宴席种类繁多，以《清稗类钞》所载，有烧烤席、燕菜席、鱼翅席、鱼唇席、海参席、蛏干席、三丝席诸名目，亦有以碗碟多少、大小而称呼者如十六碟八大八小、十二碟六大六小、八碟四大四小等。
酒楼为了商业利润，常常以"全"席为号召，招揽顾客,如全羊席、全鳝席等等。
晚清时，酒楼饭庄仿制宫廷御膳成风，并以"全席"相号召，"满汉全席"已成为被社会广泛接受的奢华宴席了。
满汉全席传播到全国各地，很快形成了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满汉全席，如广州、四川、沈阳、大连、天津、开封，甚至后来的中国台湾、香港等地，都出现了具有地方特色、流派纷呈的满汉全席。广州的满汉全席，明显具有粤菜风格，与川派满汉全席、北京的满汉全席呈现不同的风格。这种情况，既是上层社会与宫廷、民间饮食文化交融的反映，也是人们从头至尾怀疑世上曾出现过真正的满汉全席的原因之一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